200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以新院士当选而告结束。两院院士是中国官方设立的科学技术和工程领域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作为从中国科学家中遴选出的优秀代表，他们代表了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最高水平，与其他拥有类似称号的国际同行一样，堪称“科学技术精英”。
有鉴于院士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以及他们所起的作用，加上人数极少，他们在中国备受尊重。但物极必反。近年来中国科学界对院士颇有微词，他们的声望似乎也在降低。
其实，院士是否应该享有特权就值得商榷。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时，国家规定给当选的学部委员每月100元的补贴（1998年实行资深院士制度后，资深院士每年从求是基金会获得1万元津贴）。1993年10月，当学部委员改称院士时，国家规定每月发给院士津贴200元。虽然国家没有明确规定，但院士们事实上享受了相当于副部级的住房、医疗保健和乘车等待遇。
院士官本位制，这本身就是官本位的体现，也多少使人感到院士被赎买了。而一些省市和高校、研究院所为了吸引院士，不惜开出更高的价码，包括科研启动费、安家费、高额年薪、住房等。
相比之下，他们的国际同行不但不享有任何物质利益和特权，而且必须缴纳年费才能保持其院士的荣誉称号。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之初就规定，每个会员有责任缴纳入会费，并鼓励其会员捐资作为专门活动的费用。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如果连续三年拖欠年费，将会自动转为荣誉院士，从而失去选举院士等权利。即使是诺贝尔奖得主，在国外也不见得高人一等。比如在美国加州大学系统，诺贝尔得奖者仅有一个永久停车位。
引起科学界不满的还在于院士往往会被选入各种专家委员会，主持国家级的研究项目，控制虽然不断增加但仍然紧缺的科研资源。由于院士事实上在科学界权高位重，拥有与其称号相联系的直接和间接的利益，社会上甚至出现了“院士热”。
新闻报道把地方和单位为吸引院士而竞相抬高待遇的做法，当成对院士的尊重而加以赞扬。当选院士更一度被比喻成“中举”。受利益驱动，有些院士候选人更是自我吹嘘，与院士拉关系，还美其名曰“让院士了解自己”，从而在对他们来说是被动的推荐的过程中反客为主，充当主角，使院士评选成为院士“选战”。有些单位也为候选人“拉票”。
所以，科学精英制度一方面强化了对成就的承认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科学家的学术自主权；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导致一些院士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寻找机会，从而影响到他们在科学共同体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对于精英制度始料未及的这些现象，院士难辞其咎。比如，有些院士不是专心做学问，而是热衷于对他们并不具备专业知识的领域，随心所欲地发表见解；有些院士花时间与负责研究经费拨款的人员拉关系，利用院士地位和特权为自己、学生和所在的单位争利益；有些院士到处兼职，并对兼职单位的福利待遇处理不当。
有些院士参加评审和社会活动过多过滥，乐于充当“花瓶”和“明星”；有些院士在院士评选时过分褒扬自己的学生和同事，贬低其他候选人；个别院士将院士选举的信息透露给候选人。
院士开始检点自己的言行，有些科学家在当选院士前后判若两人，由谦虚卑微变得目中无人和趾高气扬。更有极少数院士参与与其身份不符的活动，比如充当伪科学的传声筒，涉嫌学术腐败。这些院士的不负责任的言行，已经给院士群体带来了负面的社会影响。甚至有人认为，院士制度阻碍了中国科学发展的障碍，到了非废除不可的地步。
在社会这一“显微镜”下，院士们已开始注意检点自己的言行，清除玷污院士群体形象的个人和现象。其实，早在1982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就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倡导建立“北京科学技术人员道德规范”。
1993年，包括着名生命科学家邹承鲁在内的14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呼吁在全国科学界建立类似的道德规范。笔者所访问的一些院士认为，当选院士其实如同在多一个学术委员会任职。
在制度层面，1997年，科学院建立了科学道德委员会。同年，当院士陈敏恒的学生涉嫌剽窃一事被揭露后，中国科学院学部经过调查，确认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后取消了他的院士称号。
有个别“科学新星”虽为领导推崇，但其资格因科学道德问题而一次又一次受到院士的抵制。将候选人的名单在其所在单位张榜公布，接受实名举报，也是为了取得整个科学界的帮助来扞卫院士称号的纯洁性。同样，实行资深院士制度也降低了某些年迈院士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2001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主席团通过了《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要求院士在弘扬科学精神和加强科学道德建设方面，成为科技界乃至全社会的榜样。此次院士增选工作两院又特别强调过程的公正、公平和公开，反对不正之风，保证选举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