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乎乎的屋里，张猛一个人坐在台阶上，仰着脖子，盯着前面的大银幕。
这是第一百零几次看这片了？张猛都记不清了，但他还是那么惬意、兴奋。中间有好几次，他准备打个盹——最近几天都是起早摸黑，忙着交际应酬，体力不支，但每到这个时候，他旁边挤得满满的上海观众会爆发出放肆的笑声，把他又拉回到银幕上。
《钢的琴》在6月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公映时，拷贝第一次打上了中文字幕。张猛发现，上海观众没那么矜持，笑的次数比以前试映场都多。不过，此时坐在电影院的地上，别人是看电影，他是在看别人怎么看电影。
老婆跟了大款，要留住女儿就要有钢琴。东北汉子陈桂林为此想了很多办法，借钱不成，偷琴被抓。在退役小偷、全职混混、江湖大哥、猪肉大王等一群落魄兄弟的帮助下，他终于造出一部钢的琴。低成本的黑色幽默片《钢的琴》讲的是一群男人为尊严而战的故事，一直在坊间保持着很好的口碑效应。去年10月，《钢的琴》把名不见经传的演员王千源推向东京电影节影帝的宝座。随后，又开始在各种大小电影节上获奖。
导演张猛，东北人，这是他拍完《耳朵大有福》之后的第二部作品。面对这些奖项，他哭笑不得，既感恩又忍不住觉得憋屈：明明自己拍的是个商业片，现在却被推上了文艺的神坛。本来拍了个商业片却拿了个艺术奖。《钢的琴》去了一趟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意外地拿了个最佳艺术探索奖，这得感谢电影节。但我觉得这奖项的名字应该再贴切点，建议加两字最佳喜剧艺术探索奖。他事后发点小牢骚。
这部投资500多万的国产片，因以张扬的方式来表现底层小人物的生活而引来了国外主流媒体的关注。《好莱坞报道》认为，这部电影就像中国的杂碎：显然很小心地，避免沦为一部热闹的娱乐片，但是对于国际观众而言，这部中国电影当然丝毫不会缺少魅力和《银幕》杂志认为：虽然有笨拙的名，仍不妨碍它成为一部可爱的电影，巧妙地混杂了音乐、浪漫爱情、喜剧还有一些社会问题，但是在天才导演张猛的镜头下，这都像一股俏皮的清风呈现出来。然而，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让《综艺》杂志并不买账，认为过多戏耍的桥段影响了影片的故事主体以及人物性格的发展，反而让整部影片变得支离破碎。1999年，张猛从中戏舞台美术系毕业，他没选择留在京，而是到故乡东北。
某次回铁岭老家，他在铁岭评剧团里发现了一架破旧不堪的钢琴：琴的样子有点古怪、笨拙，表面的漆已经开裂，琴键按下去就不起来了，但还能发出声音。回到家，听父亲张惠中讲，才得知当年经济困难，为了演样板戏，一大群工人集体造了这架木壳的钢琴。也是在那段时间，张猛发现沈阳有一家钢材市场，里面工作的都是些失业的工人。他们每个人都曾经在大型钢铁厂做过不同的工种，在流水线作业过，因此个个都身怀绝技。这两件事情经常会串在一起，在张猛的脑海里转悠。终于有一天，实在搁不下来，他就把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写成了剧本《钢的琴》：用一段父女亲情做线索，串联起他身边经常遇到的那些人和那些事。
＂沈阳已经不再是重工业基地了，曾经代表辉煌的铁西区在衰败之后又繁荣起来，可不是因为工业振兴，而是因为被开发成了新的楼盘，老的钢厂都搬到别的地方。这个城市里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在一点点地减少。＂张猛沉稳、老到，有着和他年龄不相符的成熟。80年代末期开始，这些大的国有钢厂开始衰落。张猛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经常看到下岗工人在静坐抗议或者阻截什么人，但是时间一点点过去后，这些人开始适应现在的社会，重新找到生活的价值，然而集体主义的工厂生活依然是他们过去的美好记忆。《钢的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逝去的集体主义年代的缅怀，拍摄主要场地就是在鞍山的红旗拖拉机厂里，这也曾经是上万人的大厂，现在只剩下二三百人在里面做点零工，辉煌的大时代过去了，现在只能看到些落败景象。
张猛没想到的是，拍这部电影的过程，他居然和男主角陈桂林一样，被迫到处磨嘴皮子，跟人借钱，忽悠人跟着他一起卖力干活，在困境重重中拍戏。影片男女主角王千源、秦海璐都是张猛的东北老乡、中戏同学。剧组在最困难的时候，只有47元钱；秦海璐拿出自己的片酬垫付在电影里，自己当上了制片人；王千源拍完戏，在东京拿了影帝，手里拿着的还是剧组打给他的片酬白条。虽然在国际上拿了奖，但没有为这部低成本的电影带来多大的帮助，《钢的琴》在内地公映的时间一改再改。为了配合院线和发行方的意愿，张猛也将电影修改到97分钟，自己动手删掉了10多分钟的戏。同时，他还要和发行方抗争，坚决不改片名。
跟电影里这些鱼龙混杂的小人物一样，导演张猛的生活也狼狈不堪。但他不愿意老是讲那些小导演的苦难史，更愿意用贫嘴、幽默的方式来看待生活：芸芸众生，因为心存小理想，而活得有尊严。
